許寶強﹕缺乏爭議的爭議性議題——從奧運聖火到通識教育

[size=3][color=black][font=新細明體][size=13.5pt][b]許寶強﹕缺乏爭議的爭議性議題[/b]
[b]——從奧運聖火到通識教育[/b][/size][/font][/color][/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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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3][color=black]【明報專訊】奧運聖火傳送，一邊有民眾夾道歡迎，另一邊則有「雪山獅子」擋路。根據時下流行的說法，這應該是一個富爭議性的議題。然而，我們從傳媒看到的，大多是護送、迎接聖火與阻礙、抗議傳遞的對峙，不同的只是今天的鏡頭在英法，明天轉到南北美，後天於非洲重演，最後回到亞洲。重複的報道，相近的畫面，除了呈現了傳送聖火確是一個容易引起爭拗的議題以外，社會輿論似乎並沒有為讀者提供太多深入的分析和討論。[/color][/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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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麽不少海外華人熱切期待聖火的經過？他們支持些什麼？這是一種愛國主義的表現？還是在捍衛奧運的精神？期待聖火與近年他們身處的海外環境和中國的國際位置有關嗎？如何相關？另一方面，為什麼有不少藏民和其他族裔的抗議者要針對奧運聖火傳送？他們在抗議、爭取些什麼？是支持藏獨嗎？還是只是爭取自治？或是不滿國內的人權狀况？為什麼要支持藏獨、爭取自治、改善人權？這些要求的具體內容是什麼？理據又是什麼？缺乏對這些問題的深入分析，只因為可供爭議和天天見報，便選其為通識教育議題，這樣真可促進有意義的爭議和開拓學生視野嗎？

[color=seagreen][b]未及了解事件的歷史脈絡，就急不及待要求學生羅列和評論議題的正反觀點，甚至提出自己的意見——除了鼓勵訴諸常識、情緒甚至偏見，又或是重複各打五十的套路以外，還可以產生什麼效果？這樣的通識教育，是窒礙思考？還是培育識見？[/b][/color]

[b][color=indigo]為什麼富爭議性的議題變得乏味？
[/color][color=seagreen]缺乏深入分析的「爭議性議題」，很容易變成無意義的爭拗[/color][/b]，遠離通識教育強調的批判思考、多角度思考、欣賞多元價值。不幸的是，聖火傳送事件似乎並非特例。中國加入世貿 、香港訂定最低工資法、複製技術的研發等「富爭議性議題」，在課堂上引起的，更多是依據社會常識和個人習見的「爭」拗？還是建基於仔細研究和具體歷史或社會脈絡的「議」論？

在香港的教學環境中，選擇以方便爭拗的議題在課堂討論，對學生而言，很可能只是不斷重複簡化了的正反對立觀點，變成無意義、儀式化的例行功課。「富爭議性」的議題變得缺乏爭議，與傳媒和學院未能為讀者和師生提供深入的報道和分析自然有關，而這也許是源於這些生產和傳播知識的機構受制於資訊或學術市場的壓力和(自我)政治審查的文化生態，也許是歸因於讀者和師生消費知識或資訊的惰性。
對通識科的師生來說，由於課程內容廣泛、課節有限，考試設計往往又要求學生根據試題提供的有限資料來提出個人意見，在經常趕課和習慣於一兩小時完卷考試的急促狀態下，師生都容易變成不求甚解的快速思考者——能夠在短時間內指出每個議題的正反論點，並給出個人意見。自然，缺乏深入的分析，這些論點大多只是一些常識習見，個人意見也很少會超出「我認為」、「我覺得」的水平。在這樣的教學環境中，選取正反立場清晰、容易爭拗的議題，借助報章、電視、互聯網上的快速資訊來教學，自然可以理解，但卻很可能令「富爭議性」的議題變得乏味。

學校以外的社會脈絡，包括近年十分流行的公關事業、spin doctor，使知識轉化為宣傳和表演；而強調要向青少年「灌輸」正確(性)知識和道德價值的流行說法，前提是把學習等同為灌輸，思考爭論自然變得沒有必要；再加上我以往的文章提及的民粹政治氾濫、反智文化成風，在這樣的文化氛圍中，「富爭議性議題」就往往只剩下簡化了的正反觀點之「爭」，失卻了開拓思想和價值的「議」。在如此社會脈絡下，嘗試以方便引起爭拗的議題來促進多角度視野和理性思考，恐怕並不容易。

[color=indigo][b]重思爭議 開拓思想
[/b][/color]由此觀之，要拓展視野，正反立場過於鮮明的「爭議性議題」，往往並非最佳選擇。相反，平常不過的事物，或被視作理所當然的觀點，也可引導出有意義、富爭議的討論。例如一張摺椅，對大部分人來說，可能都會認為是用來坐的，沒有什麽值得爭議的地方。但對嬰兒和孩童來說，摺椅很可能只是他們多種玩具之一；對藝術家來說，則可以是充滿美學元素的載體；而對受到武力攻擊的人來說，摺椅就可能會變成用作自衛的「十大武器之首」。因此，把摺椅命名為摺椅，只剩下坐的功能和意義，不容許嬰兒和孩童拿來玩耍、成人用作為武器或藝術家去塗鴉，對以玩耍為天職的嬰兒和孩童、對創作意欲澎湃的藝術家、對經常處於戰爭狀態的成人，這樣的命名，恐怕並不那麼理所當然，而是十分富爭議性的。換上新的視角，摺椅這本來沒有什麼可爭議的事物，也可以開啓有關命名的文化政治的討論，或反思語言的性質和我們思考的慣性。

換句話說，對大多數人都習以為常的觀點，如果能改用一些「常人」以外的目光重新審視，有意義的爭議也就可能出現。例如對體能「正常」的人來說，不設電梯的行人天橋自然不是富爭議的設計，但對體弱傷病的人來說，卻不啻是一種行動的障礙甚或是疑似設計上的歧視。

尼采曾指出，所有事物都隱含多義性。例如家庭和「家庭」的概念，如果它重視的是生活中的關愛和照顧、喜悅與憂傷，而非貌合神離，甚至包含壓抑與暴力的血緣關係，那麽「家庭」就不僅僅是家庭計劃指導會的logo所表述的內容——異性戀父母與子女生活在同一屋簷下。多義的家庭是否還可以同時是同性戀人或獨居社群的住所？又或包括菲、印、泰傭周日結集同鄉、親友、至愛的公園一角？甚至是部分青少年和成人為尋求慰藉而竟日流連的網吧？循此思路，重視家庭未必等同只承認 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如果同性戀人共同生活也可以是一種家庭，那麼「鼓吹同性戀會破壞家庭」的習見便不再理所當然；而家計會除了服務典型的異性戀婚姻，是否應該同時指導獨居者的「家庭生活」？或思考如何改善印、菲、泰傭設於公園角落的「周日家居」的環境？這些也是很可以成為富爭議性的議題的。

深受尼采思想影響的德勒茲(Gilles Deleuze)，也認為常識習見中的概念，傾向約化世間的差異和複雜性，使討論變得乏味，令個人意(偏)見轉化為泛泛之論，彰顯的往往是思考的惰性和失效。對此，尼采呼籲要重估一切價值，他要求的並非在既有的價值準則或所謂「客觀事實」中重新推導和評價已成常識的正反道德，而是根本地、創造性地提出用以評估價值和知識的新的標準和區分框架；德勒茲則強調創造新的概念，讓思考能超越既知的常識習見，開拓嶄新的視野和經驗。他們的一個共通的追求，是對差異的肯定，拒絕在預設的對立項中尋找絕對的價值，也反對各打五十式的相對主義。

[color=seagreen][b]也許，通識教育需要的並非是正反對立的爭議性議題，而是在蒐尋、剪貼快速資訊以外，補充一點深入的閱讀。[/b][/color]如果尼釆、德勒茲的書有點抽象，不妨同時讀點漢族、藏民，以至海外華人的歷史。[color=seagreen][b]只有多讀一點「正常」視點以外的書，我們才能夠在理所當然的日常事物中發現值得討論的議題，才可以在選擇政治與奧運這類「富爭議性」的議題時，超越二元對立的選項，反思傳媒的常識習見，產生有意義的爭議。[/b][/color]

作者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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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purple]除了通識老師要超越這類「正反二元」閱讀，其他政策倡議者，也需要「深入分析爭議性議題，避免無意義的爭拗」。了解歷史，讀多一點不同觀點及理論的書，才可作深入的分析，不只是流於「我認為」的常識層面及限於情感的宣洩。[/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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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報財經新聞 2008-05-05                時事評論                P09                香島論叢                練乙錚

京奧政治化的歷史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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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六本欄介紹了歷史學者史特靈克（Andrew Strenk）關於各國體育文化傳統的一些觀點，他的著作，在國內研究有關問題的學者之間，並不陌生。今年三月十八日，亦即京奧╱西藏事件發生之後幾天，山東大學法學院兼體育法研究中心主任黃世席教授，便在中國最高人民檢察院的網站「正義網」上發表〈奧運會的政治功能〉一文，進一步發揮了史氏的觀點；他甚至清楚指出：「現代奧林匹克運動的發展以及史例表明，奧運政治化已經在某種程度上得到國際體育界的認可，也促進了國際體育法律制度的發展。奧運會對於國際體育運動的影響不僅體現在比賽期間、在比賽舉行的間隔裏，因此，政治對奧運會的影響也是持續不斷且不容回避的。可以講，所有的奧運會都受到了參賽國之間意識形態、政治差異方面的影響。所以，要求奧運會完全不受這些外來影響是不現實的。」　　當然，任何國家、組織或個人，明刀明槍在奧運挑起政治，無論其動機和目的如何崇高，都違反規例，奧委會絕對禁止，一九六八年美國運動員在墨西哥奧運頒獎儀式上抗議美國國內種族歧視，被罰終身不得再參與，便是一例。然則上面引文說的奧運政治化到底何所指，而它又為什麼會被「認可」的呢？就此，筆者提供一些看法。

    　　《奧運會憲章》第五十一條明確禁止在奧運場所內進行政治、宗教和種族的宣傳或示威行動，但無權禁止這些活動在場外進行，更無法把奧運完全「淨化」，禁止各國利用主辦奧運會宣揚愛國意識及作形象宣傳；就算有辦法禁止，奧委會也不會這樣做，因為辦一個奧運會的成本浩大，對主辦國來說常常是虧本生意，如果不容許主辦國借機宣傳一下國威或鼓動一下人民的愛國熱情等「軟性」政治活動，不少國家肯定不會申請主辦。（一九七六年的蒙特里爾奧運會嚴重虧損，以致申請主辦八四年奧運會的城市只有洛杉磯一個，不經投票便自動獲選。去年，中國官方消息說，京奧總支出不會超逾上屆雅典奧運會的二十六億美元，但《中國日報網站》報道了京奧交通問題研究小組負責人張文杰教授的看法，認為單是解決交通運輸問題，便得花上四百二十億元人民幣，即六十億美元！）從這個角度看，經濟是奧運政治化的一個重要因素：為了提高國際上「申奧」興趣，奧委會不得不讓主辦國吃點政治豆腐！

    　　除了經濟因素之外，主辦國本身的政治文化也是重要原因。六四年東京奧運會對戰後不久的日本人來說，可謂有關民族面子的「生死大事」。日本人忠君愛國本來就十分強烈，再加上官方言論和傳媒對奧運的宣傳，終於達到歇斯底里的地步，結果，日本取得十六金、五銀、八銅的佳績，僅次於美、蘇；但是，參賽的長跑手園谷幸吉、游泳手蒲上涼子和跨欄手依田郁子，因為未達國人期望，後來一一自殺。可見，利用奧運灌輸超強愛國主義意識，並不限於中國。

    　　對六四年的東京奧運會，無論是日本自己還是在國際上，都有一個相當一致的政治解讀，把它看成為各國歡迎日本戰後重返國際社會的「亮相派對」（coming-out party）。日本參與二次大戰，站在德、意一邊，發動了太平洋戰爭，得罪全世界，但戰後日本經濟上勤勤懇懇，二、三十年便發展成為出口大國，加上政治上走上民主道路，遂為西方大國所接納。同樣，一九八八年的漢城奧運會，對當時的韓國而言，也是一個「亮相派對」，只不過多了一重更重要的政治意義，這個意義直接和今年京奧事引起中西摩擦有很大關係，因此應該多敍述一下。

    　　七十年代末，韓國總統朴正熙提出申奧要求，但隨即遇刺身亡，繼任人全斗煥努力爭取，終於一九八一年奪得八八年奧運主辦權。當時韓國已是所謂的「亞洲四小龍」之一，經濟已經起飛；政治上則由於出現了一個相當大而有知識的中產階級，民主意識不斷抬頭，令一直以來的專制統治出現危機。八○年五月，韓國發生「光州民主運動」，民主派攻佔了光州市，後來卻慘被全斗煥殘酷鎮壓，導致數百人死亡，國際輿論嘩然，猶如八九年中國的天安門大屠殺。當時，全斗煥全力申奧，政治動機便是想藉此在國內外取得光州事件之後的管治合法性。不過，後來的事態發展卻與他的原意背道而馳，因為韓國的民主訴求已經愈來愈烈，國家出現不穩定局面。八七年春，政治危機深化，好幾個外國城市（包括柏林、紐約、洛杉磯）於是聲明，如果韓國因政治局勢不穩，它們隨時可以接手主辦八八年的奧運賽事；一些西方人士和傳媒，更開始對韓國政府施壓，要求全斗煥對民主派讓步。全斗煥認為此時若失去奧運主辦權，無疑將是自己的政治末日，於是被迫同意。不少歷史學家認為，八八年韓國主辦奧運，在內部民主運動和外國傳媒的雙重壓力之下，成為該國最終民主化的轉捩點。

    　　早在二○○一年中國取得京奧主辦權之前，國際上便有人開始討論能否再次利用奧運政治，引導中國走向民主，故近數月來大家見到的一大堆與京奧有關的政治現象，只不過是八八年漢城奧運政治的「翻版」而已；現時國內外不少華人認為西方因為害怕、仇視中國，借奧運圍剿，這種看法稍欠歷史觀點；西方人借奧運推動民主，由來有自，並非特別針對中國。筆者找不到國內學者對這方面的分析，外國學者卻有相當多有關的探討，筆者將另文介紹。

文章編號: 200805053910033

體育文化傳統拉雜談

信報財經新聞 2008-05-03                香島論叢                練乙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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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因京奧事引起筆者好奇，想知道多一點有關運動的知識，翻查了好一些資料，發覺運動的文化涵義非常有趣，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傳統，綿延不絕，在歷史的時空中擴散，以致今天我們看到的一些影響比較大的運動新聞，往往與這些傳統有關；本文主要轉介一些這方面的資料，給讀者周末消遣消遣。

    　　能代表國家參加奧運會，後來又當了大學教授的人，大概不會很多，南加州大學歷史學家史特靈奇（Andrew Strenk）是其中一位。此公一九六八年代表美國參加墨西哥奧運會的游泳項目，其後又以體育記者身份連續報道了一九七二、七六、八○年的三屆奧運會，繼而成為專研體育運動史的學者，寫了不少水準很高、但一般人也會看得津津有味的學術論文，其中七九年的一篇〈錦標何價─國際體育比賽與政治〉，談到近代西方的兩大體育運動傳統，其一是盎格魯．撒克遜傳統，源於英國而影響了所有英語國家和殖民地包括美國等，其二是日耳曼．斯拉夫傳統，源於德國和捷克，影響了東歐及其後整個共產世界包括新中國；兩者對運動的文化意義和社會功用的理解，大異其趣。（註）　　德國體育思想，是普魯士人亞安（Friedrich Ludwig Jahn，一七七八─一八五二）奠基的；當時的「德國」，尚未統一，主要指普魯士，其國力和法國比，差了一截。亞安早年習哲學，是個書生；一八○六年，普魯士軍隊敗給拿破崙，亞安奮而參軍，擔任體育教官，立志以體育為手段，強化國人的身體和意志、提高道德水平，最終目的是要增強普魯士的國力，統一德意志，打敗法國，崛起並雄霸歐洲。為此，他發明了體操（gymnastics），後來更發展成千人操，把紀律結合到運動中去；這種運動，德文稱為Turn。其後，經他大力鼓吹，政府積極支持，普魯士出現了成百上千的愛國體操團體，其成員稱為Turners，而他自己，就被稱為 Turnvater，即「體操者之父」。這些團體組織很多活動，每逢節日便空群而出，在街道上、廣場裏，表演千人操，發揚守紀律、團結、愛國的精神。亞安的努力沒有白費，由他訓練出來的運動員，很多參軍，在後來對法國的戰爭中，作戰最為英勇；不過，拿破崙敗亡之後，普魯士並未能馬上統一德意志，這些勇士們卻反過來與左派一道反對政府，並在一八四八年的大革命中成為最出色的戰鬥者。大革命失敗之後不久，亞安便死了，一部分Turners 移民美國威斯康辛州，竟成為林肯的支持者，投他一票，把他送上總統寶座；其他留在普魯士的，參加了一八七○年的普法戰爭，終於取得勝利，幫助統一德國；他們的體操運動傳統保持得很好，一直遺傳給納粹德國以及後來的東德。亞安的體育思想輾轉傳到布拉格，由一位藝術史教授 Miroslav Tyrs 接過，加進波希米亞藝術元素，發展出類似 Turners 的組織，流行於斯拉夫民族之中，稱為 Sokol。不過，無論是 Turners 還是 Sokol，都把工人階級拒諸門外，後者遂成立自己的運動團體，和當時的社會主義運動一起發展，在歐洲遍地開花，奠定了日後共產東歐、蘇俄，以致中國、朝鮮等國家的體育運動文化和組織路線基礎。

    　　與此日耳曼．斯拉夫傳統不同，英國的體育運動由十八世紀出現起，便一直缺少政治性，只不過是上流社會優閒階級的玩意罷了；英文的 sports一字，沿於拉丁文，經法國傳入，字根本義是消遣、娛樂。最初的 sports，大都是賭博，因此英國人的文化後來強調規則和公平、公正，因為不如此，則賭博無法進行。至於幾種源於英國的大眾化球類運動，則是十九世紀初葉，學校教育發展之後才由一位 Thomas Arnold在 Rugby 鎮他辦的學校裏開始普及的，英式橄欖球Rugby 之名亦由此而來。不過，當時另一些「入場費」高昂的運動如馬術、高爾夫、帆船比賽等，則始終是上流社會的玩意，很難推廣。英國人參加體育運動，除了消遣，主要是為了訓練個人技巧和意志，集體意識基本上止於培養團隊精神；其愛國意識不是在體育，而是在其他文化活動如教育、軍訓中形成的。這個盎格魯．撒克遜體育傳統流行於所有英語國家及前英國殖民地，故香港自不能「倖免」，大多數香港人很自然地認為「體育無政治」，此是原因之一。不過，這個傳統並不涵蓋整個香港；左派愛國學校中的體育觀念來自新中國，故源於日耳曼．斯拉夫傳統，包含強烈的群體意識、愛國情緒；九七回歸之後，一些非左派學校也開展千人操活動，這個傳統便逐漸流行了。

    　　我國古代的體育活動，大約可歸結為四類，其一是和軍事有關的，如射、御、武術等；其二是球類活動，如足球（古稱蹴鞠，春秋時代已有）、踢毽子等；其三是棋類遊戲，亦早在二、三千年前便出現了；其四是一些民俗時令性的，如賽龍舟等。總的來說，這些大都是健身、消閒、娛樂活動，亦缺乏政治性，故與上述盎格魯．撒克遜體育傳統比較接近。

    　　新中國採用的日耳曼．斯拉夫體育傳統，在改革開放之後開始減弱；在「歐風美雨」的影響下，近日竟接受了「奧運無政治」的口號，但意識中還是以故有的日耳曼．斯拉夫傳統為主。這除了是慣性，還因為奧運本身其實帶有強烈的政治內涵；有關這點，史特靈奇教授在另外一些文章中分析得很清楚，有機會再為大家介紹。

　　註：Annals,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一九七五年九月號

文章編號: 2008050339100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