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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採訪風暴 媒體大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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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08-6-3 03:38:03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世紀採訪風暴 媒體大博弈 
張潔平
亞洲週刊 08年5月 二十二卷二十二期

四川大地震後全球數百媒體聚集災區,成為八九年來中國聚焦全球目光最多的一次。記者之多、言論空間之大、現場直播時間之長、主播眼淚之多,成為中國新聞史上世紀里程碑。中國媒體與公權力的博弈,造就政府、媒體與民眾多贏格局,也贏得國際不絕的掌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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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幾千個攝影鏡頭緊緊瞄準深山中的斷壁殘垣時,這裏層層疊疊沒有生息的身軀、親人絕望的哭喊,和迷彩服身影護住的倖存者,隨著畫面和文字,傳遍了全世界。

這是五月十二日的中國四川。死亡近十萬人的八級汶川大地震,為世界災難史寫下被銘記的深重一筆。而來自全球數百家媒體聚集中國震區,在第一時間把真實的災難消息發送出去,也造就了中國新聞史上一座世紀性的里程碑。

截至五月二十一日,四川省委外宣辦已向境外媒體發出了三百多張採訪證,至少二十多個國家和地區的一百多家境外媒體通過記者證、護照的登記手續深入震區採訪。這還不包括帶一個筆記本電腦、一個便攜相機便自發前往的難以計數的新聞工作者。

而在中國大陸,報道團隊更加龐大:中央電視台至少一百六十名記者的採訪隊伍,帶著海事衛星、攝像機,水、陸、空三路深入一線;鳳凰衛視、四川電視台出動了新聞組的全班人馬;南方報業集團旗下的《南方週末》、《南方都市報》、《二十一世紀經濟報道》、《南方人物週刊》共有一百人次以上的記者入川,《三聯生活週刊》、《財經》、《中國新聞週刊》等重量級媒體也都傾巢出動,帶回整本的汶川地震特刊。還有四川本地媒體、各省市地方媒體……在每一個震區、每一個救援點、每一個指揮部,幾乎都能看到記者的身影。

這次震災報道記者之多、現場直播時間之長、主播、記者流淚之多都創下紀錄。除了使用互聯網、衛星電話,傳統的對講機以及無線電廣播也發揮了強大的作用。

這也是中共建政以來最開放的一次報道。在資深新聞人的記憶裏,這也是自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以來,中國作為新聞主戰場,聚焦了最多全球目光的一次。不同於十九年前的,是這一次中國政府的主動姿態。中國以前所未有的胸懷,接納了全世界對四川的關注和同情。信息公開的背後,是整個中國三十年的體制變革,三十年開放與普世價值接軌,以及三十年成為真正意義上現代國家的努力。

鳳凰衛視總編輯呂寧思把這種突破視為「水到渠成」,而「不是突然間作出的決定」。「信息公開的突破,這一次四川地震達到頂點。但這是由近幾年中國新聞工作者的不斷努力、新聞報道不斷拓寬邊界促成的。」

新聞記者與猶疑的公權力之間的博弈,這一次不再是零和遊戲,而產生政府、媒體和社會公眾的多贏效果。這種多贏有賴於公權力的清醒自律,另一方面,更自由的空間也督促了中國新聞人在專業精神與新聞及倫理上的自我檢討。

如呂寧思所說:「門開了,就沒有那麼容易關上。」站在門口的中國記者,如何與「老大哥」博弈;而在「老大哥」逐漸放手時,又該如何自處?這是一場苦難與機會,帶給中國新聞界的問題。

五月十二日下午十四點四十六分,新華網發布了國家地震台網的第一條消息:四川汶川發生七點八級地震。消息一出,《洛杉磯時報》駐京記者馬克•麥格尼爾便趕往北京機場,登上去四川的飛機,從重慶到成都再到重災區都江堰,他花了八個小時,在五月十三日便發回第一篇稿件。「沒有阻撓」,馬克說,只要道路能通,記者就可以進去。

馬克曾採訪過伊拉克戰爭、印尼海嘯,這次災難,中國政府的新聞開放令他印象深刻:「中國開放報道對記者來說太重要了!」五月十七日,馬克在《洛杉磯時報》上撰文《中國正經歷巨大政治變化》:「在八級地震的廢墟站起來的中國,是那麼令人驚訝地現代、靈活和開放。」

為《紐約時報》供稿的自由攝影師Ryan Pyle說:「我在中國已待了七年,從未像過去五天這樣自由行動過。解放軍甚至允許攝影師拍攝營救中指揮官的特寫照片,這是非常難以置信的——以往一切涉及軍方的場景都嚴禁拍攝。」

以信息開放為根基,中國在地震中向外展示了善良、團結的巨大能量。為此,中國贏得了來自西方的廣泛讚譽。美國《時代週刊》資深編輯蘇海(Zoher Abdoolcarim)說:「我想中國相關部門也意識到,在這樣的自然災害面前迅速公開信息,對中國自己的幫助是很大的,比如獲得國際救援。另外,正是了解了真相的中國人民在災難中表現出令人難以置信的精神。」
(報導他們救人,做好事,會不給你報麼?再換六四場景,他們殺人,看看怎樣?)

然而,古老輪盤的慣性不會一夜之間改變。在救災初始時的短期混亂,與救援結束後的長期重建中,你依然可以看到輿論控制者的身影。如何爭取和珍惜更大的空間,每一家中國大陸媒體都深諳此道。

國難當前禁令自動失效
地震發生當天,中國各媒體仍循例收到中宣部的禁令:不許派記者到現場,只能使用新華社通稿。可是這次,沒人遵守。新聞直覺告訴他們,出大事了,因此他們顧不上什麼禁令,抱著發不了稿就當志願者的心態直奔震災前線。中宣部並沒像過去那樣,要求媒體把記者召回。在總理溫家寶飛往四川和全國媒體同時傾巢而出的壓力下,起初「不准採訪」的禁令成了一紙空文。

成都市委宣傳部、綿陽市委宣傳部都設立專門部門接待記者,為他們頒發證件,提供採訪便利。四川地區的一一四查號台開通專門的抗震救災熱線服務,各震區抗震指揮中心、衛生防疫、部隊救援單位的聯繫方式一應俱全。四川省五月十三日便舉行了第一場關於地震災情的新聞發布會,截至發稿共舉行了十五場。

地震發生時,二十六歲的記者龍志在網上看到地震的消息,下午三點,他所在的南方報業集團的近十名記者已經在去往機場的路上。晚上十一點半,主任打電話問他去不去四川,他為手頭未完成的稿子猶豫了一下:「寫完手頭上的稿子再去。」不過,他很快就後悔了,「第二天上班第一時間我跑去找領導,說要去四川,但這時候已經去了三十多個記者!」

龍志沒有排上隊,只好去湖南採訪其他話題。「我晚上到湖南,第二天早上看網絡消息,災情越來越嚴重,看到那些圖片和故事時我哭了。然後出去採訪,發現怎麼也沒心思,恍恍惚惚,中午回來又哭了……」他說:「我覺得,這次不去的話,將是我一輩子的陰影。」

沒有等到主編調派的命令,龍志終於坐不住了,五月十四號晚上他從湖南趕回廣州,五月十五日自費買了機票飛往綿陽。「道德觸動和專業要求,讓我不能無動於衷。」

像龍志這樣的「計劃外」記者不計其數。互聯網時代,每一個博客作者都成了公民記者大軍的一員。倖存者親歷地震的訴說、志願者的災區服務筆記、救援醫生的救援日記,都成了比新聞採訪更有熱度的第一手信息。「在現場,沒有人阻攔記者或者志願者。向政府諮詢他們也很配合。」龍志說,尤其第一個星期,救人性命是重中之重,政府、民間和媒體幾乎不約而同達成這個一致「口徑」。

中國大陸媒體還從未有過這樣的經歷:在大地震和泥石流中,前方的第一現場、第一時間空前寶貴;而後方,是開放的言論空間,沒有壓制者,只有數不清的競爭同行。

最受關注的是中央電視台,五月十二日下午三點十二分,CCTV開啟地震直播窗口,從此時開始,央視憑藉其前線約一百六十名記者的龐大隊伍、採訪「特權」、以及可隨意調取的各省級電視台資源,製作了連續二十四小時滾動直播的地震特別節目接近二百個小時,創造了中國電視直播史上的新紀錄。

在中國大陸,直播節目的先河是十一年前的香港回歸。此前,由於無法事先審查,直播一直是敏感的新聞操作方式。全程參與央視歷史上幾次重要直播的著名製片人、主持人白岩松曾對《南方週末》說:「請外面的人進演播室要層層審批。後來多做了幾次直播沒出事,領導才稍微放心。」而這一次汶川地震直播,白岩松評價為「不是一個簡簡單單的直播」,他說這次直播塑造了國家新的形象。「今年五月一號剛剛實施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直播,就是一種公開。國外的媒體現在都在說中國政府這次體現出透明、迅速。這種正面的反饋會促使這種公開只能往前走,不會走回頭路。」

根據央視-索福瑞媒介研究有限公司五月二十日公布報告,截至十八日,中央電視台對抗震救災進行的直播報道,吸引了超過九億觀眾的關注。

在中央電視台、新華社、《人民日報》等中央媒體跟著各部委專機與救援軍隊的軍車趕到災區的同時,全國上下各類市場化媒體和地方媒體也想盡辦法搭乘誤點的民航,幾經輾轉,甚至徒步向災區逼進。

鳳凰衛視派出十五個人的報道小組去往災區,但二十四小時不間斷的報道嚴重考驗著這個小規模團隊的體力和耐力。《三聯生活週刊》製作了辦刊史上第一次一百二十多頁整本聚焦災區的雜誌。記者在深入災區的第一、第二天幾乎失去聯繫,主編朱偉在自己的博客裏充滿焦慮:「直到週日下午,沒有一篇稿子。」《南方週末》的總編輯向熹怎麼也打不通前線記者的電話,而徒步七小時往汶川進發的記者也在焦慮,怎樣才能回傳他們在空寂恐怖的災區所經歷的一切。香港《明報》共有十四人次、五個梯隊的記者派往前線。五月十五日,兩隊記者步行挺進汶川,一隊到了映秀,一隊到了白花,都趕不及回成都發稿。在映秀的記者通過海事衛星,口述傳回了稿件,在白花的記者只能半夜四點走出死境尋找網絡……

每一個編輯部的地震故事都不同。《明報》主管中國版的副總編輯張許說,這是十九年前六四事件以來,《明報》在大陸新聞採訪上投入人力最多、受到限制也最小的一次,「我們的資訊非常依賴大陸官方的透明度」。《明報》總編輯張健波也說:「帶受眾到現場,危險放在身後——這次地震是我們新聞記者最好的專業表現,也讓人看到中國很難得的開放,從政府到民間。」

連體育刊物都表達了對地震的強烈關注。籃球明星姚明在《體壇週報》的專欄中寫道:「八月,在北京主場,我會帶著沉重的心情為中國而戰。」悲壯情緒與讀者心理形成強烈共鳴。

與大自然及內心博弈
在這場報道中,各路媒體雖然暫時拋開了與公權力的博弈,但卻遭遇了自然環境的嚴峻挑戰,記者們要在亂石橫飛、山路崎嶇的災區中捕捉新聞,這是又一種博弈。面前是慘烈的災情和艱難的採訪形勢,背後是對故事的挖掘、對新聞專業的要求,許多記者與主播一邊落淚一邊採訪報道,給觀衆留下深刻的印象。

五月十五日以來,一段中央電視台主播趙普在直播抗震救災節目時哽咽流淚的視頻在網上廣為流傳,感動了成千上萬網友。在五月十四日下午的直播中,得知一位護士長顧不上自己的孩子被埋校舍內、仍奮戰在救災一線時,趙普兩度哽咽:「為什麼我們總是被這樣的畫面,被這樣的聲音感動,為什麼我們總是看著看著就會眼含熱淚……因為我們愛這個土地,這個土地上的人們懂得相互關懷。」他含淚的樣子感染了無數的觀眾,不少人都隨之淚下。

長期以來,作為國家電視台的新聞主持,播報新聞時失態是不能容忍的。一度有人擔心趙普會被處分。但事後趙普說,當時是真情流露,台裏領導還因此安慰他,鼓勵他。 (怕什麼,温總哭得,主播就哭不得?......沒有這種担心,顯不出中央開明......有意無意的曲筆?)

隨著重災區的交通和通訊陸續恢復,災區慘烈的畫面以及感人至深的救災故事傳回演播室時,不少主播在直播節目中都熱淚盈眶。四川衛視女主持人寧遠連續三天三夜堅守崗位,流淚播報災區新聞﹐被觀眾稱為「最美女主播」。

在五月十九日全國集體哀悼結束後,湖北宜昌的三峽在線網站適時推出了「抗震救災直播中淚灑熒屏的十大主播」,他們是:中央電視台趙普、海霞、張羽、文靜和康輝、四川衛視寧遠、鳳凰衛視陳魯豫、東方衛視的周瑛和李菡、遼寧衛視的金霞。這個「十大灑淚主播」帖子被廣泛轉載,主播們也立刻成為媒體的紅人。

儘管中國新聞人藉著開放表現出高度理想主義和敬業精神,但是新聞倫理和專業水平卻受到批評。如何處理職業新聞人在災難中的角色,仍然是個爭議的話題。

為了搶新聞,挖故事,有記者在醫院,抓著父母已罹難的孤兒問,你爸爸媽媽死了,你現在是什麼感覺?在映秀鎮,一名女記者不顧直升機搶運傷員的緊迫,硬要擠上飛機,結果與傷者家屬衝突;在現場直播中,為增強效果,連線的記者闖進手術室去採訪醫生和傷者;更有某電視台女記者攔下重災區開出的救護車採訪,甚至要採訪裏面被困七十多小時才獲救、奄奄一息的重傷員;在救援現場,有救援隊伍在倖存者即將挖出的時候暫停工作,叫來記者,以便直播電視畫面;五月十七日俄羅斯救援隊救出第一名倖存者時,救援隊長急切擋住了來自CCTV攝像機鏡頭、可能傷害倖存者眼睛的強光。

亞洲週刊攝影記者葉堅耀在震區耳聞目睹救援隊因配合記者延誤救人,感慨道:「中國有管理記者的經驗,卻還沒有不管理記者的經驗。」

中國大陸記者也是如此,他們習慣了與公權力博弈,卻沒有習慣與自己博弈。《明報》震區記者梁海明說:「最悲慘的故事最能打動讀者,但我不想為了賺取讀者的眼淚而讓災民們不停流淚。很多記者只記得採訪,忘了做人。」

在慘烈的災情面前,避免誇大自己,避免「新聞暴力」帶給災民二次傷害,這些新聞專業與倫理的判斷,都是重大的考驗。
正如亞洲週刊總編輯邱立本說:「對一個成熟專業的記者來說,真正的敵人往往不是體制,而是自己。」
(中國政府最喜歡人自我檢討,常說:「做了什麼事,你自己知。」但最不喜歡你對體制「說三道四」。在左報以外,明報系在大陸採訪常取得優勢,並非無因。)

災後重建難題剛開始
五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三天舉國哀悼的日子,是抗震救災的轉折點。逝者安息,活著的人還要好好活下去。然而,山區大面積破損,數十個堰塞湖高危,疫情隨時可能爆發,數十億全國和世界各地的捐款物資到位,數百萬滿腔熱血的志願者待命,還有家破人亡、一無所有的近千萬災民——對於全力救災贏得美譽的中國政府來說,難題才剛剛開始。

災難降臨的一刻,醜陋可以被大愛遮掩,人心能夠被人命凝聚。可是之後呢?孩子被活埋進廢墟的家長能否沒有怨言?稀有的救災物資分發能否沒有爭搶,沒有特權?全國的好心人能否不關心自己的愛心善款幫助了哪一個災民哪一段重建?又或者,地震前的雞鳴狗盜、貪腐弊情,會否因為一次滅頂災難就消失不見?

關注四川的窗口已經打開,這一次,對政府執政能力的考驗,似乎必須敞開在公眾面前,否則此前人們對災難寄予的深切感情,對政府給予的響亮掌聲,就太容易反向而變成失望和憤怒。

中國政府的步伐,在此刻,顯得格外猶疑。

先是五月二十三日,各傳統報刊收到來自中宣部新聞局的通知,要求媒體對四川災區報道積極、正面、向上,不要渲染負面問題。

然後是五月二十七日,各大門戶網站收到來自國務院新聞辦的禁令,清晰明朗,卻讓人充分懷疑它的可執行性:比如不許報道倒塌校舍豆腐渣問題,不許聲稱此次地震已經被一些專業人士提前預測到的,不許攻擊政府救援遲緩、不力、救災物資分配不合理,不許稱地震為天怒、天譴等等。


救災期間,政府與民間口徑空前一致:救人要緊,反思可以慢慢來。有媒體膽敢在救援最急迫的第一個星期反思政府救援隊伍的專業性,或者樓房建築的質量問題,便會遭到民間自發的群起而攻之。而地震二十天後,民間反思的聲音逐漸增強,政府卻似乎越趨保守。輿論與輿論主管者的博弈,也在這時開始。

前《冰點》總編輯李大同在《明報》撰文強調:「對媒體而言,任何災難,不管是人為的還是天災,都需要追問原因和責任……只有這樣,我們才能通過一次次的災難獲得教益,填補漏洞,懲罰瀆職,社會才能更加安全起來。可惜,中國傳媒管制部門,總是要將災難報道轉為『英雄讚歌』,突出『黨和政府的關懷』,以及宣傳『社會主義優越性』等等,這與災難報道的核心價值南轅北轍。」

鳳凰衛視總編輯呂寧思則對中國政府的進步表示樂觀:「負面報道方面,北京其實很意識到這一點。他們吃虧在沒有及時回應民意,表態被動。無論是豆腐渣工程還是捐款審計,我相信中央和各級政府一定派了很多調查人員在查,可應該盡早把這些公布出來,做一些明確的、大範圍的表態來安撫人心。」

目前,除香港《蘋果日報》部分記者因關注死難學生家長集會被「請離」四川之外,尚無其他限制記者自由的情況出現。 (因為大家都乖,不像《蘋果日報》揭瘡疤。) 除了意義模糊的中宣部通知,傳統媒體也沒有收到明確的禁令。同時,政府各相關部門的表態逐漸開始:

民政部五月二十七日表示,審計署社會保障審計局已進駐民政部,對各項救災資金和物資進行跟蹤審計;

最高人民法院五月二十七日發出通知,稱將從重懲處貪污救災款物等七類犯罪;

中紀委書記賀國強五月二十八日在工作會議上表態:貪污挪用救災款物天理難容。

但是關於校舍質量問題,打開百度搜索,輸入「地震」與「豆腐渣工程」兩個關鍵詞,出來的結果卻是「搜索結果可能涉及不符合相關法律法規和政策的內容,未予顯示」。

「門開了,就沒有那麼容易關上。」呂寧思送給這次信息公開的話,十一年前,白岩松在香港回歸電視直播的時候也曾對他領導說過。

新一輪禁令難執行?
十一年前如是,如今也是這樣,媒體的進步總是最直接地彰顯出這個國家的自信。可以允許不同的聲音,可以自信地面對別人的批評,在經歷過苦難深重的災難後,只有這樣的進步才能讓大家覺得付出沒有浪費,透明和公開可以變成習慣,一直延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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