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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天星保衛運動到本土文化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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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07-1-4 13:02:55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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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景輝﹕從天星保衛運動到本土文化政治        
2007年1月4日

【明報專訊】1966年,27歲的蘇守忠隻身站在天星碼頭的一塊石墩上,在一件反轉的校褸上寫上「絕食反對加價」這句說話,一些當時的傳媒就像今天般,認為蘇守忠是年青、自發和目標純潔而予以支持,可是,港英政府卻迅速批准小輪公司加價。

今日,在一片反對聲下,曾蔭權政府亦不脫殖民本色加速清拆鐘樓,套一句40年前天星事件流行的口號來形容:「社會輿論不值斗零。」
是的,40年後,我們這班闖進了工地的年輕人,當然是為了阻止推土機繼續毁壞天星碼頭,但同樣重要的是,我們也生怕這個對本土社群文化沒有承擔的政府會繼續毁壞香港:大澳、利東街、深水埗和皇后碼頭及愛丁堡廣場等。所以革命尚未完成。其實,誰在革命呢?

這班年輕人是誰?
都說這是一群網絡動員、自動自發、未經長期組織的年輕人,此話只說對了一半;另一半是,在都會發展迅速通過填海和清拆舊區來「重建」香港之際,我們背景相若、過去關注近似的課題,也都對「拆出」新時代的推土機深感不安。這班朋友包括:大量寫作觀塘舊區居民故事的小學老師、發動中文大學保樹立人運動的同學、利東街保存運動的參與者、記錄本地社區聲音的錄像工作者、推動本土文學創作的年輕編輯、還有一眾年輕的社工、藝術工作者和大學同學,不一而足。

換句話,我們不是如白紙一張從無到有在互聯網上突然受到感召,而「天星保衛運動」只是我們對本土文化的關注的一次延伸。在此必須重申,本土文化不單指一棟棟年份久遠的硬件建築物,以「天星保衛運動」為例,這次運動要保衛的不僅鐘樓,它更包括作為人民生活地景的天星碼頭、皇后碼頭、愛丁堡及大會堂一帶,這些建築物環環相扣,構成了平民生活的物質條件。這次運動呼召的意義有兩部分:一是本土文化政治,另一是決心改造現實的社會行動。

本土文化政治
擺在本土文化政治面前的問題有兩面:填海和舊區拆建。「填海」一路被視作為增加土地資源的有效措施,然而,到了今時今日,它極有可能毁掉香港。根據《地動山移》一書,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環至尖沙嘴海上的距離約有1600米,03年估計只剩800米。經此一役維港再度收窄。換句話,什麼「港闊水深」,小時候學會用以描述香港本土特性的語彙統統可告失效。另一面則是為了築公路建巨型商場的拆遷工程所帶來的種種問題,無論是富有文化價值的鐘樓、車水馬龍的地攤市場、社區網絡綿密的利東街、油麻地警署等,在曾蔭權駕駛的失控推土機前面,這些沉澱了過半世紀的瑰寶都會被視為未及有效使用的「土地資源」,遭加速送進堆填區。在都市發展如此急速的嚴峻背景下,這場運動要扭轉的正是香港根深柢固的功利觀念。

也就是說,香港這個地方不是任由發展商用以圖利開發的「土地資源」(land resource),也不應只是通過經濟效用、地積比率來賦予意義的大富翁式的搖錢地帶。反之,借用人文主義地理學(humanistic geography)理解世界的方式:地方(place)存在着人與地方之間的情感依附和關連,也是意義和經驗的世界,那是人們歸屬的所在。放在本土,這不是保留一個半個牌匾來喚起所謂「集體回憶」便可以解決,那意味着發展計劃該以人們經年累積的集體生活經驗為本。換句話,拆掉一個「地方」,就無異於摧毁一群人的生活內容及文化。

因此,這場運動要改變的不單是某項清拆工程,而是一種對「香港本土」的態度和對「地方」的理解。若地方發展脫離了人民生活的經驗與內容,它的後果是難以承受的,地理學教授Tim Cresswell曾用戰爭狀態來比喻:巡弋飛彈是以冷酷無情的數字區位及座標來設定程式的,如果可以用充滿人文歷史意義的「地方」及其蘊含的各種理解來替它填定轟炸目標的話,那它們或許會決定導向沙漠。然而,香港市民卻無法設定那枚現在已把天星炸得清光的巡航導彈的程式,這就把這場運動從文化拉到政治了。

什麼是新社會行動
都說香港為示威之都,每年發生過的遊行多不勝數,惟可以對我們的政治發生真正影響的卻少之又少。究其原因是,我們只把遊行等同為意見表達的姿態,而在行政主導的家長式政府口中,掛在嘴邊的官話不外是尊重市民表達意見的自由,之後就如對待古物古蹟委員會的異議報告一樣,「意見接受作風照舊」。久而久之,社會行動產生出無力感的反效果。也許,今次集體行動的「新」就在於我們不純粹是站出來在媒體前表一表態,而是要對既存的政治秩序產生干擾和威脅,企圖改造既存的人為事實,縱然它可能會冒犯一些法律。

然而,在保衛香港、停止錯誤的清拆行為和做一個無條件遵守警察命令的順民之間,我們選擇前者,我們因而爬上推土機、絕食、阻擋工地進出處及遊行至禮賓府等。這種決心植根於一種幾近革命的心情,在和平盛世的今日重新理解革命的意涵,政治學者漢娜鄂籣(Hannah Arendt)說過:革命就是人們着手展開一個嶄新的、前所未有的進程、一個新的故事,創造新的政治秩序,其中人民在當家作主。誠然,在不民主的香港,社會行動是手無寸鐵的公民們介入政治的重要據點,我們必須讓它強大起來!

從淺薄到深厚的本土意識
過去,學者呂大樂曾形容香港意識為「淺薄的本土意識」,這要從兩方面談起:一方面是指在前途未明的殖民地歲月裏,人們不願作多於5年的投資,這個移民社會不過是人們的暫居之地,大難臨頭各自飛,此之謂「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另一方面,即是指一種把香港簡化為「資本主義制度的生活方式」,優點在於設有公平交換和令消費者感到方便的各種制度,是一處充滿機會的地方,即一種淺薄經濟意識。

然而,回歸10年,香港經歷各場社會運動的洗禮:首先,從七一遊行引發起的一連串自發社會運動,包括各種獨立媒體運動、民間電台開放大氣電波訴求及近年專業人士高調反對政府,甚至公民黨進軍特首選舉,都是毫不含糊的樹立出自主和承擔的立場,重申這是「我們的時間、我們的地方」。此外,從利東街、天星碼頭、藍屋、灣仔街市等社區及文物保存運動出發,本土意識裏的歷史、文化和庶民生活等元素已逐漸茁壯起來,一種深厚、植根於本土生活經驗的歷史感和地方感漸漸形成。

換句話,香港人已不再是單純的經濟動物,社會已經轉變,只是我們唯利是圖的管治和規劃模式依然故我。

這也許就是天星保衛行動出現的深層原因吧!
發表於 2007-1-5 14:01:11 | 顯示全部樓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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